1939年的上?！肮聧u”，在如斯群敵環伺的惡劣環境中，“相識不剛毅者更將趨向邪道”，相識剛毅者如鄭振鐸，也未免墮入了“精神內訌”。
1939年1月，鄭振鐸在《華好意思》周刊上發表散文《在衰弱著的東說念主們》，如斯描述因頑抗戰長進喪失但愿而千里淪衰弱的東說念主們：
在衰弱著的東說念主們無方針地在漫游著；他們關于我方莫得信任，關于一又友莫得信任，關于國度的長進莫得信任；他們我方認為在黑漆漆的永夜漫游著。這漫漫永夜，他們認為長久不會變為燦爛光明的日間?！?/p>
在衰弱著的東說念主們一窩風的在那些衰弱的百貨商店，酒店，戲館以及酒館里進收開銷。從酒館里出來的是紅紅的臉，帶著微醺，一支牙簽還斜銜在嘴角。給晚上的西北風一吹，更顯得酒力的神秘作用；認為這就是抗抵，這就是爭斗。[1]
著述中還說，在衰弱著的東說念主們深信著突現的遺跡。以此，他們深信神說念、星相、慶幸，熱衷于看相算命，委身待運。
這篇著述，其實亦然鄭振鐸寫給我方的警醒。此年他與配頭高君箴沿途千里溺于打麻將，日志中稱為“雀戲”“雀戰”。
3月19日，在寓晚餐，餐后雀戲至二時許才散，輸了近二十元。他在日志中自責：“此種勞民傷財之戲，漸宜戒止也！”
3月28日，鄭振鐸與徐調孚、周予同到王伯祥家祝愿“伯翁”五十大壽。壽宴后，民眾賭了一場，鄭振鐸負二十余元。第二天與太太同到暨大共事張耀祥家中雀戰，至深夜一時許始回，勝約三十余元。
4月5日下晝三時，同到張宅雀戲。至夜十一時半許散，負三十余元，“精神仍是很困倦了”。雀戰凱旋的最高記載是10月15日，贏了八十余元；輸的最高記載是8月20日的六十余元，這天他再一次發誓不打——“戲有害！”
8月29日，仍在張宅雀戲，勝五十元，還了賬上的舊欠?！吧杏泻芏嗍挛醋髂?，而遲滯了下來，去從事有害之嘲謔?！?/p>
9月1日，又是熬夜雀戰，又是自責：“有無數的事要作念，但都放下了，卻去作念這不急之務。到底是好整以暇呢？如故婉曲？亟應內省?！?/p>
孤島上的文化東說念主，處于民族家國的說念德想象與寬泛生存壓力的垂危拉扯之中，這種張力帶來了日復一日的狠毒與困倦。越是困倦，越是逃向“雀戲”；游戲贏輸立見的刺激一方面舒徐了焦躁，散場之后，又加劇了老鶴乘軒的負罪感。
《譯報》編緝胡仲持的女兒回憶其父在孤島“低氣壓”中的高度精神垂?！?/p>
物價飛漲而咱們家東說念主口又多，加之父親周圍一些莫得職業的親一又，頻繁在我家吃飯，的確每天開飯兩桌。千里重的生存擔子，復雜的接觸面目，使我父親每天睡覺少許，而神經又相稱垂危，但仍不住手寫稿，直至昏迷到方式不清，以至一反常態，跺著腳高喊：“打倒日本帝國方針”，跪在《魯迅全集》的書箱前哀泣。在這么的時候，又是地下黨的一又友們的深情關心，給他以匡助。王任叔等同道像哄孩子相同，教他打牌，作念游戲，挑升讓這個從來不會打牌的東說念主取勝，以松弛念念想，吊銷惱恨。[2]
上半年，鄭振鐸的學術寫稿墮入停滯情景，他在日志中不息地給我方打氣——
2月25日，籌畫寫文一篇，但恒久寫不出來。
4月30日，整理書箱及寫目次?！跋б环株帲 ?/p>
5月26日，每天胡里胡涂的當年，要寫的東西恒久莫得下筆，不知如何是好。
5月27日，雀戰至十一時半，散，計負六十五元，為年來負得最多的一次。精神頗不自得！來日一定要入手職責了！至少有一個月以上不曾動過文字，似乎過于懶惰與不快活了！應勇猛，惜寸晷！
6月15日，在家寫《風濤》[3]，好久不曾下筆，認為很勤苦！
7月2日，心里和天色相同的陰郁。有很多事要作念，卻一件也不曾作念。
7月30日，不知怎樣的，有些無端的悽楚。
12月17日，本日是四十三歲的誕辰。恰是丁壯勇猛之期，至少應每半年出版一種。
在這么的心思中，鄭振鐸如故在年底交出了兩篇學術商討著述，一篇是近兩萬字的《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4]，一篇是近三萬字的《劫中得布告》（包括一篇長序和八十九則古籍版塊綱領）[5]。二文齊在他主編的《體裁集林》上發表。
此年11月，鄭振鐸與開明書店的徐調孚創辦了《體裁集林》，廣邀巴金、葉圣陶、豐子愷、李健吾、柯靈、耿濟之等名家撰稿，不錯說是“孤島”上最負殊榮的玄虛型刊物。
鄭振鐸主編的《體裁集林》第一輯，封面左下像片是隨政府內遷、此年不幸病逝于云南大姚縣的曲學民眾吳梅。本期刊發一篇掛牽吳梅的著述。
終局1941年6月，《體裁集林》共出五輯，由開明書店總經售，除了上海版，刊物并在桂林分店依照上海紙型重印，銷量甚佳?？箲饡r期上海的文藝刊物在大后方同期重印刊行的，似乎只此一家。
鄭振鐸在每輯《體裁集林》上都有著述發表，徐調孚說：“鄭先生從內地接下這個任務來托我編的。編到第五期，錢罷了，就停版了。”[6]
《體裁集林》每輯聘請不同的刊名，以書的單行本方式刊行，這么就幸免了向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萬一被查禁充公，瓜葛不廣。這一嚴慎作念法，其后就確認了其必要性。
鄭振鐸12月29日志寫：“聞《集林》遇劫，為之大驚！”這個時期恰是《體裁集林》第一輯刊行之后，但他日志莫得記錄此事的下文，查當天報紙，《大公報》《陳述》均報說念：
【滬日方密探隊在租界橫行竟搜查協豐印刷店并綁去店主毛樹鈞】日本密探隊員四東說念主，二十九日晨九時許乘汽車至福煦路搜查協豐印刷店，將店主毛樹鈞綁入汽車，駛往滬西，并搜去該店承印之開明書局《體裁集林》及新智書局《國際英文選》兩書紙版。[7]
日本密探越權到租界持捕，立即引起公眾關注，租界捕房為此張開拜訪，發現店主毛樹鈞籌辦的印刷所承印《體裁集林》等各項書本，被懷疑其中夾有抗日書本，致被日東說念主勒詐到憲兵總部審問關押。日本密探從《體裁集林》等九十二本承印書本中沒能找出“抗日”把柄，流程租界捕房和訟師的交涉，于1940年1月6日開釋了毛樹鈞[8]。
在“孤島”上，鄭振鐸和他的一又友們善于與敵偽周旋，敬終慎始地幫忙著《魯迅風》《體裁集林》《民族輿論》等多種逾越刊物的剪輯與運行。
“孤島”不休了他的解放，關聯詞復雜的接觸環境也激勉了他的戰斗潛能，同在上海從事地下職責的許覺民說——
孤島的四周誠然布滿著虎豹，文化陣線上的戰士自不成失去警悟，關聯詞租界的特地位置，卻給了孤島的文化陣腳多些許少闡揚的機遇。艱辛當然是說不盡的，一種書刊被撲殺了，像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又派生了另一些新的來；某些固命稱號的刊物，時常地更換著每期不同書名的叢刊，以躲閃捕房的跟蹤。我的嗅覺是雖然垂危一絲，關聯詞在隙縫中搶得到一絲“解放”，比國民黨地區那種云羅天網式的總攬寬松得多。[9]
鄭振鐸從2月5日開動整理家中書本，因久不開箱，有很多書都已為蟑螂作根據地了。整理藏書又燃起購書沖動，他每天到四馬路及三馬路各書肆一瞥，遏制不住招引，每天都會挾一兩種舊書回家。
5月25日自我反?。骸百彆d，迄未衰，是一大?。〔┒痪?，尤為作賓語！”但如故陸續地買買買。
8月15日的日志又再反省——
書囊無底！因為整理，便感到不夠，感到儲藏的枯竭，感到有若干必要的書還未購入。不知什么時候才有滿足的可能。
1939年，舊家顧惜的各朝各代善本古籍，源源連續地從長江中卑劣的淪陷區流散到上海，進一步推高了上海古舊書業的行情。
鄭振鐸日志和《劫中得布告》記錄此年他在四馬路各書店買到的古籍，多為常熟、杭州、蘇州等地藏書家的舊藏。
比如他花五元買下的明刊《琵琶記》，原藏家的扉頁識語寫于二十八年前：“民國元年六月十八號，同樂之、中甫游永定門。路過琉璃廠，于舊書攤上，以銅元八枚易之。”[10]
這是時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廳衛生處處長陳萬里的藏書，陳氏那時隨軍撤回到浙山河區，他杭州家中藏書齊被盜劫，鄭振鐸還買到陳萬里所藏內府鈔本曲數種。
上海藏書家也在出售舊藏以濟困。晚清重臣李鴻章晚年寓居上海，小女兒李經邁做貿易有方，20世紀30年代曾建有枕流公寓、丁香花壇等上海灘頂級公寓洋房，其藏書樓“望云草堂”亦富藏精善本。
李經邁于1938年逝世，其子意外在滬久留，遂將藏書中的珍本賣給中文淵書店，其余書捐給震旦大學。此批“合肥李氏書”在1939年夏天經中文淵書店轉賣給來青閣[11]，5月21日，鄭振鐸從來青閣購得二十六種古籍，共一百三十元，那時付了二張支票，“款尚不知如何籌法也”！
接下來一星期，鄭振鐸千里浸于給新獲舊書寫綱領，他歡叫地發現，來青閣這批合肥李氏藏書中最為精者《佛祖統紀》《午夢堂集》，齊入我方手中。
世界書局首創東說念主沈知方1939年9月11日病逝于上海，他的粹芬閣藏書在生前即已散出，此年7月23日，鄭振鐸日志載他在中國書店，“見沈氏書散出者不少，頗念念得之，而苦于有心無力”。
他在《劫中得布告序》中亦記“今歲合肥李氏書、沈氏粹芬閣書散出”，限于財力，鄭振鐸只購得沈氏書的七八種，其余都被北平的書店齊集而去。沈氏所藏《異夢記》是荒漠的善本，鄭振鐸略一夷猶，書已為“平賈”所攫，攜之北去。
1939年，從北平南下的書商（鄭振鐸稱之為“平賈”“平估”）彰著增加，來薰閣、修綆堂、富晉書社等六家北平書店來滬締造分店。
7月25日鄭振鐸記：“赴中國書店等處，四顧幾齊為某種東說念主，可驚！”
9月5日，到中國書店等處，“剛到了一批書，已為平估一搶而空”。由于南北匯率的差價，再加上北平的藏書家更多、市集更大，“平賈”在上海收購江南的圖籍，打包北去，得利可達三倍以上。“以是南來者益眾，日搜括市上。遇好書，必攫以去。諸肆宿藏，為之一空?！盵12]
鄭振鐸《求書日錄》歷數“平賈”的危害——
而他們所得售之誰何東說念主呢？據他們的相互傳奇與告訴，大約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學社和華北交通公司去，以不錯得善價也。偶有特地之書，乃送到朔方的諸儲藏家，像傅沅叔、董綬經、周叔弢那邊去。殿板書和開化紙的書則大抵齊送到偽“滿洲國”去。
我認為：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要是飽和落在好意思國東說念主和日本東說念主手里去，疇昔總有一天，商討中國古學的東說念主也要到異邦去留學。這使我荒謬的煩囂和氣憤！更迫切的是，華北交通公司等機關收購的書，都以府縣志及關系史料文件者為主體，其居心大不可測。近言之，則資其拜訪物質，商討地點情形及行軍路子；遠言之，則足以界限我民族史料及文件于千百世。[13]
底本上海尚有一批兼具財力與目光的商東說念主藏書家，即鄭振鐸所說的“有勁者”，腹地書店收得好書，往往先被這些滬上藏書家所拘押。中國互市銀行的常務董事謝光甫，“每寰宇午必到中國書店和來青閣去坐坐，的確是風雨無阻。他所得到的東西似乎最多且精”[14]。
1939年6月18日，謝氏衰一火，鄭振鐸在日志中感觸：“書友又少一東說念主矣！”在租界工部局當大買辦的潘明訓，亦然舊書威信，其“寶會堂”專藏宋元版，陸續收得一百多部宋版書。
潘氏也于此年6月逝世，精刊善本失去了這些滬上“有勁者”的收購阻擾，就會被南下的書賈搜刮之后流向偽北平以至外洋。鄭振鐸在《劫中得布告》中命令：“安得善事且有勁者出而挽救劫數于萬一乎？”
失去了“有勁者”盟友，鄭振鐸只可割肉補瘡，典質出售我方藏書，以供營救文件之資。
日志中記載，6月2日，他整理出二十箱書本，又有四箱規劃押給大銀大家葉景葵[15]，計一百二十多種、四百多冊，以荒漠本、精本書居多。
他在日志中寫的估價是“約可得八千余”，發誓“當于最短期內，設法贖回！”關聯詞臨了葉氏的估價才二千元?！督僦械貌几妗氛f：“先所質于某氏許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種，復催贖甚力。計母子須三千余金?！盵16]
也就是說，葉景葵只給鄭振鐸不到四個月的資金盤活期，就催促他盡快贖回典質古籍，并且還產生了利息一千一百元，臨了“母子”（本金加上利息）三千一百元。
1933年1月，鄭振鐸就曾向葉景葵典質書本借得兩千元，“周息壹分”，年底時支付了利息款兩百元[17]。
1939年的此次借錢，葉氏卻催促得緊，可能是因為他那時也在計赫然跟鄭振鐸相同的古籍搶救工程——因鑒于古籍消一火，“及今羅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疇昔”，此年5月，葉景葵與張元濟、陳陶遺發起籌設上海合眾藏書樓，葉氏自捐財產二十萬作為經費，藏書亦捐入館中[18]。
“平賈”成群搶購，舉高了書價，鄭振鐸越來越追不上加價的速率。8月16日志說： “借洋六十元。連同余下之四十元，存入銀行，因來日有中國書店之支票一百元，須來實現也。此款為購買明版《英烈傳》[19]者，明刊演義最荒漠，故不吝重值購入。然囊中所余不外十元漢典，此十元尚須防守家用若干日，不知如何過日子！好書之癖，終于不改，只用自苦耳。”
關聯詞那寰宇午，他又去中國書店，買書二冊，花去三元。8月19日，身上只消一元幾角了，第二天為經濟問題，配頭與之吵架。日志中說，“關于書的篤好，終于使精神受了無限盡的煩囂?！?/p>
8月22日，鄭振鐸得回七月份薪水一百余元，不到數天便將用完。9月2日剛把多年苦心搜訪的戲曲顧惜賣給北平藏書樓，一拿到款項即去葉景葵處贖回典質的四箱書，售書所得七千元，才三天時期就只剩下數元了。
他在日志中寫說念——
在“舊書”中足下，大似猢猻弄棒，且似染上些市估氣味，大可自笑，亦自哀也。
毫無節制地購書，引起了家庭矛盾。
鄭振鐸1928年出版的《家庭的故事》收入一雙姊妹篇《風云》和《書之榮幸》，故事是連貫的，寫一個名叫“仲清”的學問分子家庭的矛盾糾紛。仲清之妻宛眉染上了打牌的癖好，而仲清嗜書如命。仲清對配頭千里溺于打牌十分不悅，在經濟拮據的情況下，配頭對他還不息地節衣省食以至假貸購買舊書也報怨不休，兩口子時常發生蹂躪，二東說念主相互管理——
“你少買書，我就少打牌。”
“你不打牌，我也就不買書。”
他們倆常常的這么牽制的互約著，卻終于民眾都常常的破約，莫得恪守著。[20]
鄭爾康（鄭振鐸之子）其后說，仲清和宛眉的東說念主物原型，恰是鄭振鐸本東說念主和他的配頭高君箴，“行為家在寫這兩個短篇時，與演義中重疊的情節，正在他的家庭中輪流發生著呢”[21]。
與大盛大上海的中產階層主婦相同，高君箴愛重雀戰，“在麻將桌前一坐一個整宿亦然常事”，鄭振鐸1939年、1943年的兩種日志里，“箴”或者在娘家高宅，或者在張宅及我方家，組牌局“雀戰”至深夜。配頭關于“雀戲”的千里溺，正如鄭振鐸關于買書的千里溺，何嘗不是對實踐生存的躲避。
關聯詞1939年鄭振鐸的告貸買書，如故引致了配頭間的多場爭吵。9月5日志：“本日又與箴詬誶，蕭條之至！完全不成了解我的職責性質與興致所在。作念一個庸俗無腦筋的東說念主，在家庭里一定幸福得多?！?/p>
9月中旬，鄭振鐸向中國書店出售了二批舊書，第一批獲款一千五百元。他規劃再售去幾批書，籌集萬元以備緩急之用。
從9月至11月中旬的不到三個月時期，鄭振鐸共購入一百一十種古籍，耗盡近三千余元，深感有心無力：“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深備嘗矣。”[22]
細心：
[1] 鄭振鐸《在衰弱著的東說念主們》，《華好意思》周刊第1卷第49期，1939年1月。
[2] 胡德華《復社與胡仲持》，《上?！肮聧u”體裁回憶錄》上冊，第62頁。
[3] 《風濤》是鄭振鐸寫明朝東林黨東說念主與魏忠賢接觸的短篇歷史演義，刊載于1939年7月世界書局出版的《大期間文藝叢書》之六《十東說念主集》，列在第一篇。
[4] 鄭振鐸《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體裁集林》第1輯，1939年，第53—134頁。
[5] 鄭振鐸《劫中得布告》，《體裁集林》第2輯，1939年，第39—105頁。
[6] 姜德明《徐調孚與“體裁集林”叢刊》，《叢刊識小》，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8頁。
[7] 《大公報（香港版）》1939年12月30日，第3版?！蛾愂觥?939年12月30日第8版亦有同條報說念。
[8] 《華成印刷所主被綁案》，《陳述》1940年1月7日，第3版。
[9] 許覺民《孤島前后期上海書界散記》，《成績》第6期，1999年，第135頁。
[10] 鄭振鐸《劫中得布告》，《西諦書話》，第233—234頁。
[11] 同上書，第226頁。
[12]同上書，第209頁。
[13] 鄭振鐸《求書日錄》，《西諦書話》，第410頁。
[14] 1945年鄭振鐸《求書日錄》記：“雖然他已于數年前歸說念山，但他的所藏于今還完滿不缺?！敝x光甫藏書在其卒后十年（1949年）散出，多被上海的舊書店拍賣，現上海藏書樓、上海師大均有其過藏之書。
[15] 葉景葵（1874—1949），字揆初（一作葵初），光緒二十九年進士，浙江興業銀行、漢冶萍鐵廠、中興煤礦公司等實業的創辦東說念主，亦然大藏書家。
[16] 鄭振鐸《〈劫中得布告〉序》，《西諦書話》，第209頁。
[17] 柳和城《鄭振鐸寫的兩件借據》，《百年書東說念主書樓雜文》，杭州：浙江詮釋出版社，2017年，第190—192頁。
[18] 《創辦合眾藏書樓看法書》：“抗戰以來，寰球藏書樓或呈停頓，或已分布，或罹劫灰。私家藏書亦多流一火，而日、好意思等國乘其時會，力事搜羅，致數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視其流散，豈不太可惜哉！本館創辦于此時，即應負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職守。”《葉景葵年譜長編》，柳和城編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35頁。
[19] 萬歷版《皇明英烈傳》，原為沈氏粹芬閣藏書。
[20] 鄭振鐸《書之榮幸》，《鄭振鐸全集》第1卷，第23頁。
[21] 鄭爾康《鄭振鐸》，北京：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7頁。
[22] 鄭振鐸《〈劫中得布告〉序》，《西諦書話》，第210頁。